• 81岁老兵臧永元40余年为21名烈士追认正名

      81岁老兵臧永元40余年为21名烈士追认正名——

      半生时光 一路追寻

      ■牛伟萌 殷 超 张凌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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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臧永元在翻阅烈士相关资料。殷 超摄

      初冬时节,安徽省郎溪县,天气日渐寒冷。每天7时,81岁的老兵臧永元已经穿戴整齐,戴着旧式的老花镜,准时坐在书桌前,翻阅《文摘周刊》《中国剪报》等报刊。

      书桌的一边,整齐地摆放着100多本笔记本。这些笔记本中,有姚村暴动情况记录、赤卫队员详细情况介绍、知情人士的回忆录,还有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追认烈士的批复件等。

      “这些笔记本是我的宝贝,也是我的财富。它们见证了我为烈士的正名之路。”只要有人提出“参观”这些笔记本,臧永元总会这样介绍。“我从1979年开始为参加姚村暴动的烈士正名。到2021年11月,21名烈士追认正名全部批复完毕。21名烈士,终于可以安心长眠了。”

      有人说,臧永元是电影《集结号》中的“谷子地”。“电影《集结号》上映时,我正在四处行走为烈士正名。”在臧永元看来,这些人是他的乡亲,更是令人尊敬的革命前辈,他能够做的,就是为他们求个“名分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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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臧永元年轻时留影。受访者供图

      背负嘱托,吹响正名“集结号”

      1941年5月,臧永元出生在安徽省郎溪县姚村乡永丰村。臧永元的出生,让本就贫寒的家庭举步维艰。小时候的臧永元,常常跟在长辈后面,听他们讲述当年国民党军队到处抓老百姓,搞得民怨四起,解放军则对老百姓秋毫无犯,替穷人打天下。

      他最喜欢听的,就是家族前辈参加姚村暴动的故事。1930年夏天,郎溪县姚村乡红旗猎猎,呐喊声声。农民赤卫队高举镰刀斧头,发起一场暴动,创建了郎溪县第一个苏维埃政府——姚村苏维埃政府。姚村有不少先辈在暴动中牺牲,其中就有臧永元母亲的前夫——熊恩才。

      革命前辈不怕牺牲的身影,在臧永元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。小时候的他,便立下决心,将来要当一名解放军,为祖国、为人民奉献自己的一切。

      1949年4月,解放军胜利渡江后,郎溪县解放。为了追剿国民党溃军,一个团的解放军在永丰村休整。一位连长看见一旁玩耍的臧永元问:“小朋友,你长大后想干什么?”

      “跟你一样,当一名解放军。”臧永元没有丝毫犹豫,脱口而出。

      1959年12月,国家发布征兵命令。当时,在永丰村生产队担任会计的臧永元,第一时间报了名。5天后,应征入伍通知书发到了大队,大队长把通知书送到了臧永元家。接到通知书,臧永元高兴地跳了起来,当解放军的梦想终于实现了。

      参军入伍,臧永元来到了原第20军60师。16年的军旅生涯,臧永元先后担任过连队卫生员、营部代理书记、军务科内勤参谋、团政治处宣传干事。

      在部队,臧永元兢兢业业,在多个岗位都受到领导和战友的好评,但他的心头一直有一件未了的心事——为家族前辈正名。小时候的他,就经常听到母亲和兄长说起自己的遗憾,虽然家族前辈中有一位英雄,却一直没被评为烈士。如今,身处部队的他,对英雄前辈有了更深理解,为烈士正名的想法越来越强烈。

      1964年,回家探亲期间,年迈的母亲终于说出了自己的心愿——“为参加暴动的农民赤卫队员争取烈士名分,让先辈们安息。”母亲的话语,让臧永元为烈士正名的信念更加坚定。

      1975年,因母亲病重,臧永元提出转业。告别心爱的军营,臧永元被安排到县药材公司工作。怀着对革命先辈的敬意,怀着对家族前辈的情意,臧永元踏上了长达40多载的漫漫追寻路。

      几经周折,8名英烈终“有名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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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熊恩才烈士证明书。殷 超摄

      正名,首先要确定所有牺牲的姚村赤卫队员的姓名。

      “敌我斗争激烈时,为了保证安全,很多文字材料都销毁了,不少队员献出生命却无人知晓。”臧永元发现,可供利用的资料十分之少,也正因如此,当年牺牲的英雄们没有被追认为烈士。

      那时,臧永元利用周末时间四处走访调查。他根据母亲的回忆,走遍了姚村乡的每一个角落,前后找到60多名知情人士,最终确认了姚村乡共有21人参加农民赤卫队,在姚村暴动中牺牲。

      他们分别是:李同洲、阮大佑、阮开全、费新海、吴清福、张官成、熊恩才、陈建富、张传和、彭本富、阮大任、傅正楷、马国太、谈本杰、何元成、刘海、江玉成、陈家洪、王大成、姚大牛、戴四娃。

      “他们都是人民的英雄。”越是了解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,臧永元想要为烈士正名的决心就越强烈。“在战火纷飞的年代,革命先烈面对反动派的压迫,敢于英勇抗争、视死如归,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。”

      1981年4月21日,臧永元将调查收集的21人的材料,上报到郎溪县民政局和安徽省民政厅。由于缺少认定资料,第一次申报并没有成功。

      1982年,赤卫队员遗属张清福在自家老宅的墙缝中,发现了一份当年赤卫队开会人员的画押名单。他找到臧永元,两人将这份珍贵的资料交到郎溪县党史办,相关资料得到进一步完善。

      退休之后,臧永元更是把全部精力放在追寻之路上。2011年,臧永元又进行了第二次申报,由于年代太久远,也没能等到好消息。

      几次申报不成,家人劝臧永元别认死理,“搞不成就算了”。可他没有放弃,一遍遍到档案馆、纪念馆查阅史料,联系当地赤卫队员后人、志愿者,深挖历史细节。“当年赤卫队员为了农民打天下,不怕流血牺牲,我为他们做这点事,无怨无悔。”

      2013年,臧永元和部分赤卫队员遗属商量后决定,第三次先申报当地党史资料记载较完整的8位赤卫队员:李同洲、阮大佑、阮开全、费新海、吴清福、张官成、熊恩才、陈建富。

      精诚所至,金石可镂。2014年5月20日,安徽省民政厅发出《关于同意追认陈建富等8名同志为烈士的批复》。

      牺牲80多年后,这8位烈士终得以正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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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臧永元(右二)和烈士遗属查看烈士光荣证。殷 超摄

      奔走半生,补齐红色“英名录”

      在这之前,臧永元的母亲因病离世,没能等到熊恩才的正名时刻。

      当他把这一好消息告诉三哥熊传富,看到已是古稀老人的兄长激动得泪流满面,臧永元内心久久不能平静。“13位英雄的遗属们也还苦苦等待着,我不能因为自家的事情解决了,就甩手不管了。”

      “一个都不能少!”这是臧永元给自己、给烈士们的承诺。

      在之后的岁月里,臧永元继续为其他13位烈士奔走着。“申报烈士的程序非常严格,材料需要层层上报和批复。”郎溪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夏和斌说,随着时间的推移,很多知情人士相继离世,申报之路越来越难。

      但臧永元和当地相关部门都没有放弃。2016年到2019年,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和臧永元一道,3次赶赴省民政厅、省退役军人事务厅,咨询、完善相关认定。

      这份坚持迎来了更多人的努力。

      据郎溪县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工作人员回忆,2020年,他们对姚村暴动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挖掘,通过多次走访调查,最终,在当地的党史上,正式记录下了这13人的相关事迹。

      2021年5月21日,郎溪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将最新收集的资料,上交到上级部门。

      经过层层审核,11月19日,郎溪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终于收到了13位烈士追认的批复。

      同样期盼着好消息的,还有烈士马国太的女儿马菊珍。100岁高龄的马菊珍,是13位烈士中唯一还健在的直系亲属。“太好了!真的太好了!国家没有忘记他们,父亲可以安心长眠了。”当臧永元将这一好消息在电话中告诉马菊珍后,老人家泣不成声。

      “坚持了40多年,我对家人、对21位烈士终于有一个圆满的交待了!”更让臧永元欣慰的是,在“姚村苏维埃政府旧址”展览馆内,21位烈士的姓名被一起刻在“岁月留痕睹物思人”展板的“英名录”上。每一个走进展览馆的人,都能清楚地看到他们的名字。

      如今,在距离姚村苏维埃政府旧址一公里处的青苔岭上,一座烈士陵园已经修建完毕。姚村乡内有墓可迁的烈士,已在那里集中安葬,安然长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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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姚村乡烈士陵园一景。殷 超摄

      先烈的英名,不应被埋没

      ■臧永元 口述

      “人生如书。这部书可能很平淡,但至少能证明我们曾来过这个世界,不枉在世上走了一遭。”几年前,我在我的自传——《我的记忆》一书中写下这样一句话。

      岁月如梭,不知不觉,我已步入晚年。人生这部书,我也写到最后部分。回首过往的81年,为21名烈士正名这件事,是我人生这部书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章。

      1941年5月29日,我出生于安徽省宣城市郎溪县永丰村。在父亲很小的时候,爷爷奶奶就去世了。成年后,父亲和大伯两人被国民党军队拉去当壮丁,过够了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苦难生活。一天傍晚,父亲和大伯一起逃离了国民党军队。他们从家乡安徽合肥一路逃亡到母亲所在的永丰村。

      在此之前,母亲已有过婚姻经历。母亲的前夫熊恩才是一名农民赤卫队员。1930年,熊恩才参加姚村暴动,被叛徒诱捕后交给国民党反动派,惨遭杀害。1939年夏天,父亲经人介绍与母亲结婚。

      小时候,家人经常讲述家族前辈的故事。当听到父亲在国民党军队遭受的苦难,我恨得咬牙切齿。当听到赤卫队员熊恩才的壮举,我又流下了热泪。遗憾的是,包括熊恩才在内牺牲的姚村农民赤卫队员都没有被认定为烈士,这成为母亲和家中兄长的一大遗憾。

      1959年12月,怀揣着一定要当解放军的梦想,我来到了部队。一次探亲期间,母亲提出:“当年的农民赤卫队员是为劳苦大众牺牲的,他们很多人都没有被评为烈士。你是咱家最有文化的人,要尽可能为他们争取烈士名分。”

      我和母亲的想法不谋而合。革命战争年代,姚村农民赤卫队员和千百万革命先烈一样,牺牲了自己的生命,才有了我们的幸福生活。作为姚村乡人,我有义务为家族前辈、为那些无名的英烈正名,让英雄的名字闪耀在家乡的热土上。

      转业回家乡工作之后,我于1979年开启了长达40多年的为烈士正名之路。随着时间流逝,当年那些亲历者及亲属都在渐渐老去,正名之路异常艰辛。根据母亲的回忆,我走遍了当年农民赤卫队暴动时所走过的山山水水,先后询问了仍健在的赤卫队员、遗属和知情人士等60多位相关人员,整理了几万字的调查材料,最终确定农民赤卫队中牺牲的队员有21人。

      40多年间,我多次前往省、市、县等有关部门申报和递送材料,申报烈士的程序非常严格,材料需要层层上报和批复。在这个过程中,很多知情人士相继去世,申报之路越来越难。直到2014年5月20日,安徽省民政厅发出《关于同意追认陈建富等8名同志为烈士的批复》,党史办原先记录的8名革命先辈才被评为烈士。

      “先烈的英名,不应被埋没。”这是我曾向赤卫队员遗属许下的承诺。2014年,我已迈入古稀之年,患上了糖尿病和心脏病,先后做过3次搭桥手术。家人担心我的身体,纷纷劝我量力而行、适可而止,但我认为相比于先辈们作出的牺牲、遗属们的期待,我需要坚持下去,直到2021年11月,我收到安徽省人民政府发出的《关于追认彭本富等13名同志为烈士的批复》。

      前段时间,听到县退役军人事务局领导说,在“姚村苏维埃政府旧址”展览馆内,21位烈士的姓名被写在了“岁月留痕睹物思人”展板的“英名录”上,我不禁泪流满面。他们的名字,终于出现在了英烈榜上,被一代代后辈敬仰、铭记。我想,如果他们泉下有知,可以感到欣慰、好好安息了。

      (牛伟萌整理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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